大量交易在金融机构间进行，就是不服务于实体经济，这是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。出现上述情况有多个因素，首先与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关。外汇不能直接进来就换成人民币，一定要有一个间隔。现在看起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改革。其次是各种各样不当的监管甚至是管制需要清理一下，放松管制，需要让金融机构自己去判断。 在消费和外需疲弱不振的情况下，要保持经济发展只有靠投资。对此我们应当清醒。如果说我们需要有一些稳增长措施，这些措施大部分还是要着眼于投资。当然，如果要启动投资稳定增长，就必须克服过去投资中出现的问题，一定要选择好领域，投入社会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。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制定长期的制度性方案。其中有三个要点：第一，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为什么会负债呢?是因为政府干事太多了，少干一点，这是根本上解决政府债务的问题。第二，解决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、支出责任和财权划分问题。第三，解决好地方政府合法的发债地位问题。 金融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很远 目前存在许多“金融乱象”，最典型的有两种：第一，流动性过剩，这大家都很熟悉。钱太多了，现在将近120万亿了，M2每年增长率非常快，远远超出GDP的值。这个市场钱多了，利率就应当便宜，但是，在中国钱多了利率还高。大家知道，在美国采取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，利率是0%到0.25%。只有在中国，大量投放流动性，利率却上涨，还造成几次钱荒。第二，金融机构自我服务。交易非常活跃，但是这么活跃、这么大规模的金融交易就是不服务于实体经济，就是不到企业当中去，大量交易在金融机构间进行。这是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整个金融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越来越远了。 出现上述情况是有多个因素的，大致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：首先，与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关。我们现在基本上外汇一进来，银行就开始购买了，两个货币增加，又怕货币增加导致通货膨胀，于是要对冲，提高准备金率，把钱又收回来了，冻结在那里，差不多用央票和法定准备金冻结资金接近30万亿。从统计上看钱多了，但是经过这个之后钱少了。外汇不能直接进来就换成人民币，一定要有一个间隔。这个制度2006年我们就系统地提过建议，现在看起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改革。 其次，各种各样不当的监管甚至是管制。像负面清单那样各种各样的清单，不许投向这不许投向那，从银行角度来看，这样算下来银行是做不了的，而且它的资金也不够用。100元钱进来，20%的法定准备金要缴，还有超额准备金2%-4%，13%的资本充足率，还有要有资本拨备覆盖率，50%的钱就花在这上面了。不允许投向房地产，不允许投向地方融资平台，但事实上资金就是流向了房地产，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。你既然不允许他做，他就要“翻墙”，于是就要搞银证合作、银保合作、银信合作的制度，用合作的方式把钱从银行里搞出来，资金倒一道就要加一道成本，倒了几道之后价格就上去了。由于钱总是在这里面来回倒，只见钱动不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。这些需要清理一下，需要放松管制，需要让金融机构自己去判断，不要代他判断。 第三，目前我们多头分业监管框架看起来是有点问题的。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发展得比较快的影子银行、互联网金融，其产品大部分都是混业的，将近十年前做的理财产品就是混业产品，它可以看成是银行的传统产品，也可以是证券的产品，也可以是保险的产品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混业在产品层面上已经发生，在机构层面上缓慢地推动，在政策层面上更是在缓慢爬行。但是产品是混业的，怎么去监管?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谁家的孩子让谁去抱，这个孩子你是看不清楚他是谁家的。如果说在产品层面上已经混业，上面还分业监管，显然就有点隔靴搔痒，讲起来就言不及义了。所以，面对这种情况，监管部门以及货币当局之间应该加强交流、协调和融合。 第四就是刚性兑付问题。全社会依然弥漫着有风险一定有政府担的错误看法，当然我们有很多政策也在强化这个看法。出事了政府肯定会出手，这就暴露出我们金融风险处理市场机制的欠缺。 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还得靠投资 新一届政府以来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。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，从过去平均9.8%到目前7%-8%。但今年前4个月陆续公布的数字显示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，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，有可能会滑出底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底线是保证到2020年国民经济收入再翻一番，大致算起来年均要增长6.9%，这个账是比较清楚的。所以，不久前国务院开了一系列的会议，制定出了一些措施。 其实，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供应面。但是现在制定宏观政策是从需求面来着手的，所以从需求方面看，消费短时间不可能有什么作为，我们统计分析显示最近7年以来，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。最高时是2011年55%，去年降到50%，中间我们采取了非常强力的消费刺激政策。但是，消费增长内生的动力看来并没有因此而激发出来。 当然消费增长乏力，在我们看来是由于分配的格局没有改变。因为消费是居民的行为，居民想增加消费就必须要有收入，而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其实还在下降。别的因素不说，它的比重下降就意味着政府的比重在上升、企业的比重也在上升，因为就这三家嘛。其实，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含义就是降低政府的比重。如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能提高，那么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就不会提高。对此，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。 外需方面，一方面全球经济虽说有所和缓，但还是不好，另外一个贸易保护主义严重。这几年外需对GDP的贡献都是负的，去年是-4.4%，这种状况目前看来一时还改变不了。 在消费和外需疲弱不振的情况下，要保持经济发展只有靠投资。所以，对此我们还是应当清醒。如果说我们需要有一些稳增长措施，这些措施大部分还是要着眼于投资。 但是，投资又是我们的心头之病。现在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，跟直接投资有关。如果要启动投资稳定增长，就必须克服过去投资中出现的一些问题。 我们现在如果要启动投资，一定要选择好领域。有商业可持续性领域基本上都被投满了，现在转投到基础设施。基础设施有两类，一类是经济类基础设施，一类是社会类基础设施。经济类基础设施上一轮启动基本投资完毕。剩下的需要大量投资的是社会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，而这样一些领域的投资没有商业可持续性。私人资本进不去。靠政府，政府现在已经高负债，不能再借钱了;靠银行，银行已经过多过高的杠杆，也不能再投。所以，现在矛盾在这里。 我们研究显示，从供求关系看，需求大的还是在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，我们要对这些领域做一些改造，对于环保、生态修复这样一些领域要大量投资。为使这些投资能够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，为使这些领域有商业的可持续性，必须对现有的准入制度、定价制度、收费制度、政府和私人资本的一些合同制度等等进行综合性的改造，这个工作量很大。 是人不是地 城镇化在转型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从去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至少经过了三次调整。一开始是沿着原来的思路搞城镇化，就是城里人在规划中国的城镇化战略，城镇化率一年提高百分之几，意味着多少人进城，进入一个人需要花费多少钱，然后全国需要多少钱。核算下来，现有的钱不够，于是，说城镇化需要投资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但是很快大家看到城镇化变成人的城镇化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、不是开发区化。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，城镇化又一次转型，是城乡一体化下的城镇化。大家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城镇化的那部分四条，第20条说的是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、组织方式的转变，即规模化，农业生产总的形式的转变，它的要点是使得农业成为一个职业，不只是农民干的，非农民也可以去做。第21条讲的还是农村，农村有与土地相关的三种权利，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生产用地权。第22条仍然讲土地、讲农村，说的是农民这些权利可以交易，第23条才开始说城镇化。 这个转变是天翻地覆的，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讨论城镇化，在土地市场一体化的框架下讨论城镇化，在农民获得土地权利的情况下讨论城镇化，这是完全不同了。 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有很多弊端，造成了土地大量浪费。中国的城市人口人均占地面积，在世界上不是最高也是最高的一组。中国这么多的人，而且可耕种面积这么少，怎么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?这是过去开发区化等城镇化造成的，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。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当农民突然发现土地是有权利的，土地是可以交易的，交易过程中是有价值的，你这时候再去问农民愿意不愿意成为市民，相信大部分农民会说不愿意。所以，所谓人的城镇化也可以存在另外一层含义。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情况非常突出，我们以前都是算一个农民变成市民需要多少钱，现在他们不愿意变成市民，为什么要变成市民呢?市民有什么好处?市民有地吗?没地，没地就是一般意义的无产者，而农民是有产的。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国社科院7个所组成4个调查组下去调查。反馈回来的情况非常复杂，但是有一条是非常肯定的，就是农民不愿意用交换自己土地权利的方式变成市民。那城镇化就是另外一种模样了，现在我们也看得到城镇化突出了公共服务的提供。也就是我们不说把人集中在一起盖房子，再提供医疗设施、提供卫生设施、提供学校，而是说要让穷乡僻壤也能有城里的学校、也能有城里的服务设施。财产权利真正揭示出来了，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天平的两端发生了改变。整个天平过去偏向城里人，现在是偏向农民，城镇化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变。 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毋庸置疑，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。而这个转折至少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。 第一个因素是城镇化发展战略。过去我们提到房地产市场，大家经常说还有多少年的刚性需求，其实是基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。根据传统的城镇化概念，城镇化率现在是52%，那么我们的目标是70%，年均1%的话，还有18年实现。一年一千万人从农民变成城里人，要在城里买房，一年有一千万的人要买房，这新增的需求是刚性需求，很大。但是现在如果有的农民不想成为城里人，只是到城里工作。这时农民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规模上有变化，在结构上变化更大。这就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。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。一个市场只有经过一个完整的周期，各种状况才能看清楚。如果是在上升周期，总结出来的现象都只是局部的。现在大概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，一个周期下来之后，人们发现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化的市场，城里的一线、二线、三线、四线、五线、六线房价是不一样的，靠水边和不靠水边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大家明白房地产市场是这样一个东西，不像普涨的时候，从市中心到六环都涨。现在，我们看到的市场是分化的。基本上可以说，一线北上广深可能需求比较大，但是结构上已经出现分化了。如北京，总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，但已经有好多地方房价单价开始下跌。省会城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再往下可能已经出现了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 这个是非常大的变化。现在大家觉得过去开发得多了，没有人买那么多的房子。在县城、地级市都能算得清楚，还会有多少人能买多少房子。所以，城镇化能带来多少产业，有多少人成为工人，这些工人中有多少愿意成为市民，这都是算得清楚的。这种变化的冲击是非常大的。 第三个冲击因素就是不动产登记条例将出台。这顶得上10个房地产文件，因为我们首次可能知道中国有多少房，哪些人有多少房，相关信息可能因信息系统的建立第一次清晰起来。还有统计称，中国自有住房率达到80%，这在世界上也是很高水平。不管怎样，我国现在人均住房面积是接近40平方米，在世界上已经相当高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是一个土地很少的国家，凭什么自有住房面积在世界上第一?如此等等，房地产市场真正地出现了一个转折点。 当然，我们很关心的房地产有没有风险?我们初步研究表明，房地产风险还是比较小的。原因有两个方面。第一，市场出现风险无非是有住房的居住者，房子的市价低于未偿还的贷款的价格，也就是说房子卖的时候抵押贷款还不了，这时候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。但现在看来，目前还远远没到那个位置。有压力测试显示，如果房价再跌20%、30%，中国总体还没有出现房子现价低于债务的状况。 第二个原因，从住房贷款提供者的角度看，中国的金融机构止损保险是非常高的。当年银监会刘明康主席说过，他做过一个压力测试，跌50%没有问题。他这个话是事实，就是中国金融机构在向客户提供贷款时，也给自己加了一层层的保险。首付率30%，这就有30%的保险，实际上金融机构不可能贷给你70%的贷款，扣这扣那的，并且让你提供保险等，差不多50%的保险水平。房价怎么可能低于50%呢。从金融机构来说，也没有感到非常大的不良资产的压力。所以，从这两个角度来说，房地产市场还能够经得住较强的冲击。但是，房地产市场确实需要调整，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的影响还是处在可控的范围内。 解决地方债问题要靠长期的制度性方案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，审计署给了一个总体的描述，风险是可控的。但是现在GDP增长速度下来，城镇化在转型，房地产市场再进入转折，显然就会使还款的来源大大减少。60%左右的地方政府靠卖地来还钱，但是这个地卖不上价钱，问题就随之出现了。所以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比去年年底的时候稍微大一点，但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。 对于解决的办法，我觉得主要有两层。一层是长期的制度性解决。关于制度性解决，我认为有三个要点：第一，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所指出的，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。为什么会负债呢?是因为你干事太多了，少干一点，这是根本上解决政府债务的问题。第二，解决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、支出责任和财权划分问题。第三，解决好地方政府合法的发债地位问题，我觉得这是长期的方法。 短期有四个方面的策略。第一个就是资产负债表策略，只有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有资产负债表，也就是说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至少从它的起因上是要投资的，是要形成资产的，这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政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资产和负债是可以匹配起来，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资产负债表，它就是一个企业。企业负债有什么关系呢?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所有的负债都是要催着还，如果说有助于形成资产，让他们自己之间在资产负债表监督下运行就可以了，中国有一半以上是这种状况;第二，还可以重组;第三，还可以出售，卖给私人资本，卖给外国资本;第四，还可以考虑还款，地方政府还不了款，中央政府要有预案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需要有长期和短期的考虑。